《民法典》第1145—1149条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无疑为律师事务所打开了一片充满机遇的新蓝海。这不仅是法律服务的简单叠加，更是律师事务所构建新型业务生态、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契机。

  从地方实践层面来看，各地正加速推动该制度落地见效。以上海市为例，其出台的《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以及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见》，不仅进一步厘清了民政部门与专业机构的职责分工，明确可委托公证、评估等法律及财会领域专业人士介入遗产管理工作；还明确由上海市民政局牵头编制 “遗产管理人专业事务机构目录”，将律师事务所正式纳入制度体系范畴。

  这些举措为律师深度参与遗产管理业务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打开了稳定的入口。面对这片蓝海，律所如何定位自身、精准切入并稳健航行，是当下值得深思的课题。

  想要真正分得遗产管理人这块“蛋糕”，律所不能被动等案，而要主动前置布局，抢占制度和资源的入口。从制度设计来看，《民法典》第1145—1149条已经为律师介入遗产管理预留了清晰通道：遗嘱中可以直接指定遗嘱执行人作为遗产管理人；没有指定的，由继承人推选；继承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法院可以介入指定；在无人继承或继承人放弃的情形下，则由民政部门履职并引入专业机构协助。这一层层递进的选任逻辑，决定了律所的开拓重点，必须围绕“最可能被选中的环节”提前卡位。

 在前端，与公证处建立“遗嘱＋执行”的联动机制，是锁定优质案源、实现长期积累的核心路径。一旦律师在遗嘱阶段即以执行人或顾问身份介入，继承启动后自然转化为遗产管理人，业务确定性最高。在中端，深耕银行、券商等私人银行体系，通过家族财富传承、股权继承、跨境资产安排等专题服务，能够稳定触达高净值人群，为复杂遗产管理提前埋下入口。在后端，积极申请进入民政部门建立的遗产管理人推荐名册，获取官方背书，是承接法院指定案件、提升律所公信力的关键一步；而在无人继承遗产领域，主动向民政部门提交专业服务方案，也能形成差异化且可持续的案源补充。

  这几条路径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共同指向遗嘱规划、继承启动、司法介入与公共事务等多个场景，逐步织就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业务网络。真正成熟的遗产管理人业务，从来不是“偶然接到一个案子”，而是制度理解在前、入口布局在先的系统性开拓结果。

  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承接遗产管理人业务绝非传统意义上的个案代理，而是一项需要制度化建设与组织化能力支持的“企业级业务”。这要求律所在制度、组织与专业能力上进行系统性的升级。

 首先，在制度层面，律所需完成顶层设计与机制重构。应在律所章程中明确遗产管理人业务的定位，设立专门的业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相关事项，打破传统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实现婚姻家事、财富管理、税务及诉讼等多专业力量的深度融合。可设置遗产管理人业务委员会，与家事与财富管理、税务、诉讼等部门并列运行，并同步明确跨部门协作的分成机制。

 其次，要建立严格且可操作的内部审批机制。设置统一的“遗嘱执行与遗产管理”审批流程：凡接受遗嘱执行人指定的案件，均须报委员会进行“三重审查”，即利益冲突审查、执业保险覆盖审查和收费模式审查，避免由个别律师“拍脑袋接案”而导致风险失控。通过对案源进行利益冲突、风控能力和收费方案的“三重过滤”，才能确保业务在可控风险下长期稳健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律所需构建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执行团队。由经验丰富的主办律师负责总体统筹与重大决策；具备财税与法律复合背景的清算师承担资产梳理、债务核查及税务处理；训练有素的项目秘书保障流程严谨、文档完备、全程留痕。

  遗产管理人业务，本质上不是“帮忙分财产”，而是律师在一个高度敏感、周期漫长、责任集中的场景中，承担对遗产的全面管理责任。价值能否兑现，关键不在于案子有多大，而在于每一个关键节点是否被严格控制、风险是否被提前锁定。下面，将结合《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操作指引》，具体谈一谈遗产管理人业务在实务中的操作路径与风险防控要点。

  第一道生命线，是身份的合法性。
  遗产管理人面临的首要风险，并非财产分割失误，而是自身是否具备合法有效的遗产管理依据。实务中，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来源必须清晰可核验，其权利基础仅能通过三条法定路径确立：一是遗嘱中明确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身份；二是全体继承人依法达成的书面推选文件；三是人民法院出具的指定文书。若权利基础存在瑕疵或缺失，律师在对接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证券机构等单位办理遗产处置手续时，极有可能被直接 “卡阻”，导致后续工作无法推进。

  第二道生命线，确保尽职调查的实质覆盖面。深圳律协指引强调，遗产清理必须全面。房产、股权、存款只是基础项，更容易引发纠纷的，往往是隐藏在深处的虚拟财产、代持股权、境外资产、保险利益和信托受益权。与此同时，债权申报公告不是走流程，而是实质性的风险隔离工具：公告范围是否足够、期限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留痕，直接决定了后续是否会被“突然出现的债权人”反向追责。

  第三道生命线，是债务清偿顺序的刚性执行。遗产管理人最大的法律风险，往往出现在确认债权之前，先对遗产进行了分配。税款、职工工资、普通债权的清偿顺序具有强制性，一旦顺序错误，即便继承人同意，也无法对抗债权人主张。在遗产明显不足的情形下，制作清偿方案并取得劣后债权人的书面确认，是将不确定风险转化为可控风险的关键措施。

  第四道生命线，是对“弱势权利”的先行剥离。胎儿保留份、特留份、居住权，都是典型的“容易被忽视、但一旦出问题就推翻全局”的风险点。尤其是胎儿继承权，必须在分割前单独预留，并通过共管账户或提存方式加以隔离，否则分割方案存在被撤销的系统性风险。

  第五道生命线，是分割与移交过程的证据管理。遗产分割不是签完协议就结束，而是一个高度依赖证据的执行过程。分配表、移交确认书、现场交付记录、录像、公证提存，本质上都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质疑预埋防线。越是看似简单的动产交付，越容易成为继承人反悔时的攻击点。

  最后一道生命线，是将无限责任转化为可控成本。遗产管理人是独立责任主体，过错责任链条极长。对此，成熟的做法不是回避，而是制度化防控：通过“双合同”结构明确不同阶段的服务边界；以详尽的《风险告知书》完成信息披露；通过专项执业责任险覆盖税务、隐性债务等高风险领域；并以独立遗产账户实现资金隔离。这些工具共同构成律师开展遗产管理业务的“安全底盘”。

  总而言之，遗产管理人业务，对律所而言是“高门槛、长周期、强责任”的考验，更是“高附加值、可持续、强粘性”的价值蓝海。它要求律所摒弃短期逐利思维，以长期主义视角进行战略布局——从制度、团队、产品到渠道、风控，五维一体，缺一不可。唯有内功扎实、路径清晰、操作精准的律所，才能在财富传承的浪潮中，不仅分得蛋糕，更能将其培育为驱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持久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