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律所主任刘斌博士所作，在2021年6月12发于“悦财经法律社”微信公众号。在姜文华案件判决之际，特此转发。

近日，上海杨浦区邯郸路某高校内发生的凶杀事件持续发酵。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教师竟能如此残忍地手刃自己的同事和领导，着实让人唏嘘。人们的好奇心由此被激发起来,大家都想探个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冤屈或深仇大恨才让这位文弱书生变得如此嗜血？我原本估量，令人发指的杀人手段加之大学老师这一特殊身份，定会给杀人者姜博士招来群情激愤的指责和如潮般的唾骂。但世事难料，舆论竟牢牢地站在了杀人者姜博士这边。何以会至此呢？ 

坊间盛传的故事版本是这样得以演绎的：杀人者姜博士是一等一的数学奇才，他留洋数年归国，却怀才不遇，无奈沦为学术的“流浪汉”和国内学术体制的牺牲品。相反，被害者王书记的学识和才华不见得比姜博士高多少，但他却是教授书记两肩挑，好像把什么好处都给占了。一面是才高八斗的“失业者”，一面是风光无限的“两肩挑”，“两肩挑”者宣布“失业者”的“失业”，这种反差确实过于强烈。不仅如此，“好事者”还翻出了王书记的陈年旧事，说他是冷漠的维稳“党棍”，于是王书记的人设轰然坍塌。最后，杀人者姜博士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位现行学术体制的受害者，一位面对不公勇敢反抗的弱者，一位有怨报怨、“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好汉”。

理智告诉我们，王书记确实是无辜的，且更值得同情，这样也就有了为王书记喊冤的故事版本：姜博士虽然有才，但脾气差是出了名的，当众羞辱学生，学校出面停了他的课，最后变得无课可上，而王书记则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一心扑在学院建设上，兢兢业业、早生华发。对于解聘姜博士，王书记本人并无决策权，甚至，直到遇害前几天，他还在到处游说想办法，希望能为姜博士争取到一个行政岗，姜博士杀人显然是恩将仇报、罪不可赦。

平心而论，对王书记表达哀婉或鸣不平的舆论只是星星点点，而对杀人者姜博士表达同情和鸣不平的舆论，则好像有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顷刻间竟能成一片燎原之势。受害者死有余辜，杀人者却成了“好汉”，我们到底怎么了？在没有真凭实据前，理智的法律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捶胸顿足，对那种煽动杀人者“冤屈”的舆论，痛恨到咬牙切齿的程度。但是，你到底能对这些的舆论做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如何看待它，也不管它是否客观是否中道、是好是坏，舆论就是舆论，你喜欢它也好厌恶它也罢，它总是在那里，你根本无法对它做什么，因为说话毕竟是人固有的权利，你永远无法让人们闭嘴，也无法命令人们该如何言说。

如果你的理智告诉你，某些舆论是不靠谱的、带节奏的，那么，请你冷静地反思一下，你的理智到底又有多靠谱?说白了，理智只不过是自我设定的一种局限，你常常借理智之名，以一己之好恶过滤掉了己所不欲的信息，由此你的自负或你视为珍宝的理智，反倒成了使你一叶障目进而丧失探究事物本质能力的“催化剂”；自负的理智让你高昂着头颅，以至于你对事件背后的舆论以及舆论背后的痛楚视而不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理智其实就是你的局限，过分理智恰恰就是过分狭隘。

你用理智去审视舆论，总会觉得舆论是狭隘的、偏激的、不靠谱的，但我更想说的是，相较于舆论,理智的教导常常更不靠谱。舆论说白了就是最朴素的公道人心，它或许有偏狭、有渲染，或许不客观、不中道，但它却是人们对自身境况和遭遇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反射，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或明或暗的宣泄。舆论只有基于共情、共遇才能发酵，而每个得以发酵的舆论背后，总牵连着每个人身上抚不平的痛楚、解不开的心结，牵连着我们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沉疴顽疾。我们千万不要用理智去挑战舆论、评判舆论、调控舆论，因为在浩瀚汹涌的舆论面前,理智总是软绵无力的。我们应该珍视舆论，将舆论看成是突破自我局限并使理智得以更新成长的契机。我们应低下那高昂的头颅,用最为谦逊的姿势来侧耳倾听——人们到底在诉说什么？

事件只不过是舆论的引子，只有触痛了每个人的神经，事件才有可能引发舆论；究其实质而言，舆论关注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牵连每个你我的痛楚。人们之所以同情姜博士，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姜博士的痛楚，而姜博士的痛楚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痛楚，于是共情所引发的情绪喷泻而出。姜博士自认为遭受所谓的不公，显然不是王书记造成的，而是整个学术体制造成的，那么，我们的学术体制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确实值得人们深思，这些问题可能包括：

1.高校青年教师“非升即退”的制度是否合理？

2.一位如此优秀的海归博士为何在高校只能成为“临时工”，而高校党政人员则是“铁饭碗”，这是否公平？

3.一位如此优异原本可以进耶鲁大学的青年学者，回国后为何出不来成果而沦为学术的“流浪汉”，到底是学术评价体制有问题？还是里面有人为不公的因素？

4.学术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到底谁有权力来评价学术是好是坏是优是劣？

等等等等——问题清单太长，我也不够专业，无法一一罗列。

如果说姜博士的痛楚是由学术体制所造成的，而学术体制恰恰又离普罗大众的生活很远很远，那么为什么学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能刺痛每个人的神经呢？如果你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那就请闭上眼睛，向自己发问：我最最不满的到底是什么？

你的不满或许就是：“996式”的没日没夜的操劳，或许就是相互厮杀式的压迫式竞争，或许就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无尽恐惧。

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追求解放的，这种解放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手和脚的解放，更是一种对内在的思想、才华和创造力的解放。人的内在解放并非仰仗于物质，而是更多地仰仗于无忧的闲暇时光。只有拥有无忧的闲暇时光，人才有精力去看顾自己的内在，才有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执着探求令人痴迷的事物，实现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是，追求内在解放的人们，却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无穷无尽的压迫式竞争之中。之所以这种竞争是压迫式的，是因为支撑这种竞争的竟是恐惧——是对优胜劣汰的恐惧，是对未来无保障的恐惧。在恐惧面前，人必须相互厮杀，必须日夜操劳，于是，人彻底掏空了自我，沦为了围绕指挥棒旋转的日夜操劳的机器。人虽厌恶日夜劳作，厌恶无休止的竞争，但真正让人绝望的却不是劳作和竞争本身，而是那种无规则和暗规则的厮杀，或者既定规则和自身的才能、志趣不匹配而带来的看不到头的迷茫。

你可以容忍社会上的厮杀竞争，但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大学里。在你的心目中，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是崇尚思想和创造的圣堂。真正的思想和创造，不是来自外物的利诱，而是完完全全地来自于发自内心的热爱，我热爱它，我才有可能去从事思想和创造。思想和创造是内在的，显然是无法强迫的，甚至也是无法量化的，你越强迫他，他就越厌恶，他的灵感和创想也就越匮乏；你越将他与量化的指标和指定命题相挂钩，他就会越脱离自身的热爱，越会变得急躁、变得急功近利，他就很难坐得住冷板凳，也就很难修成“十年磨一剑”的正果。

为了思想和创造，你不能给他施加过大的压力，不能拔苗助长，你所能做的就是选好苗子，然后给他阳光和雨露，给他宽和的环境，不要文山会海不要填表报销，让他有充足的闲暇时光自发地茁壮成长。特别是对于数学等极其深奥抽象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的基础学科，如果也不加区分地运用拔苗助长的技法，那就等于是毁了那棵好苗。你之所以同情姜博士，说白了就是为一棵好苗感到惋惜。

你的不满或许就是：想要单纯和质朴的生活，想要内在的丰腴和富足，但你却不得不被外物羁绊，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下，你不得不变得圆滑、左右逢迎、长袖善舞，你甚至不得不削尖了脑袋往上钻，最后得到了什么呢？无非就是无尽的愧疚和内在的空虚。

有多少个“不得不”，使你成为今天这般模样，你厌恶过、挣扎过，甚至也反抗过，但你还是不由自主地被推着往前走，最后你不得不与自己和解，狠狠地对自己说：算了吧，让它去吧！

即便是这样，你的内心深处还是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不谙世道的单纯时光，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渴望有这样一片净土——能守拙守愚，守住原初的那份赤子之心！

哦，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精致了，看上去确实很美，但是美得太复杂、太浮夸，缺乏那种不刻意装饰即能经历时间考验的本质的美（日本美学称之为“侘寂”）。在你的心目中，大学校园应该是另一片天地。那里有一群“书呆子”无忧无虑地与自己所热爱的事物打交道，他们以书为伴、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地徜徉在知识、创想和理念的海洋里。

社会上的“书呆子”被淘汰了，但大学确实是最最需要“书呆子”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机灵的人其实不见得有真智慧，真智慧的人往往像北大“韦神”那般，给人一种萌萌呆呆、不善辞令、不会变通的感觉；不是有这么一句古话么，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真智慧的人为什么会看上去呆傻呢？思考出智慧，因而真智慧的人本质上都是思想者、哲学家，而只有不为世事所羁绊守拙守愚，他们的内心才能臻于澄明之境，他们才有可能“升维”，才有可能从旁观者的立场来探究事物的本质。因而，我们所见到的真正的学者、思想者、科学家，都是外在孤独和内在富足的复合体。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孤傲的、有个性的、清高的、极富自尊心的，他们沉迷于自己所关注的事物，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也不会照顾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因而，他们也有可能会不经意间得罪人，他们执着于自己认定有意义的事物以至于他们难以照顾其他，他们很“佛系”，不会攀比不会去争抢他们不感兴趣的课题，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没有升官发财的念想。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是智慧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有些事情他们不是不会而是不屑。

大学崇尚的是思想和创造，而只有守愚守拙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思考和创造，于是，人们憧憬——至少在大学里（特别是名牌大学）能留出一块守愚守拙不急功近利的净土。人们实在不能忍受，才高八斗却不屑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在大学里遭受冷遇，实在不能忍受大学的行政化、形式化、官僚化、世俗化，实在不能忍受大学里培养的竟是一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同情姜博士，是因为姜博士完全符合了人们关于“书呆子”的美好想象，而大学恰恰又是最应该让“书呆子”舒心的地方。